友谊短章 | 它没有任何规则可言，只需付出努力并相互承诺
个体是脆弱的。这一点在疫情蔓延的两年间变得尤为明显。无法控制宏观事态走向的同时，我们与他人间的联结正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这样的联结，让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失序的外部环境，并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今明两天，我们将呈现一系列由《T》美国版策划的专题故事，「友谊短章」。在这些不同的故事中，不同职业、年龄、性取向、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的个体，不仅重新审视了这种特殊情感联结的形态，更从友谊的蜕变中，找到了心安之所。祝阅读愉快。
我是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艺术家驻地项目中认识 Rei 的。那时正值新英格兰绿意最浓，景色最令人沉迷的时期，黄昏时分，画眉吟唱着婉转优雅的歌，我如今将它与自由和创造性的发酵联系在一起。我记得 Rei 走进门廊，经过一群正在抽烟的居民，向大家介绍自己是一位来自日本的作曲家。他时年 32 岁，与我同龄，身着一身宽松的黑色连帽衫加长裤，戴着厚厚的白框眼镜。Rei 将他前额的头发留得很长，浓密的刘海正好扫过左眉。他个子很高，如果近看会更有魅力。但你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总是沉默寡言，看起来想要缩回自己的身体里，就像一个夏天的过后便迅速成长起来的少年。
Alanna Fields，《纪念必然》（In Memory of a Sure Thing），2021 年，数码色素冲印，板上打蜡。
同期驻留的艺术家中还有一位娇小顽皮的韩国女艺术家。醉酒之后，原本幽默诙谐的她会变得有些咄咄逼人，而 Rei 恰好成了她的攻击对象。每逢派对或当我们深夜在公共休息区聚会时，她总会穷追不舍，用她日常的指责来与他对抗。我想这是她的一种调情方式。
「这不是帝国主义者是什么？」她说。
「你好，Bangul。」Rei 回应说。
「你们的人民折磨我们，夺走了我们的语言甚至姓名。」
「是的，我知道。」
「直到今天，你们仍拒不道歉。」
「我已经道过歉了，就在昨天。」
「你的父亲很有钱吗？不然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怎么会到美国学习作曲？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
「真的吗？」Bangul 激动地大喊，「你骗人。」
Rei 每晚都会平静地接受她的责难。然而，当他感到厌倦时，他便会用讽刺的口吻将她推开，但这只会让她感到更加愤怒。同为韩国人的我也会被她的滑稽动作逗乐，但我只会旁观，从不介入。起初，因为他沉默寡言的性格，我并未过多留意 Rei。但随着与他进一步深入地交流，他性格的深度就像套娃一般逐渐显露出来。他诙谐幽默，善于分析，但也充满感情，不会随意评判。我们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这在驻地生活中并不罕见，因为在那里，友谊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我已经用 Rei 的中间名确定了他的身份。他并不是索尼的后代，而是东京北部某工人阶级小镇上一位花农的儿子。他的家乡压抑且单调，他一有能力 —— 当他刚满 19 岁时 —— 便立即逃离了那里。2011 年，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海啸，致使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我给他发了邮件，询问他的家人是否安好。他回复道，他的父母住在距离核电站 160 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
至此，我便与 Rei 失去了联系，但最近在阅读 Richard Lloyd Parry 的《海啸魅影》（Ghosts of the Tsunami）一书时，我又想起了他。这本书讲述了那些在学校里被海浪冲走的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的故事。对官僚主义的忠诚与海啸一样导致了这些学生的死亡，因为他们的老师遵循措辞拙劣的应急手册中的指示，无视其他人发出的洪水即将来临的疯狂警告，没有将学生疏散到地势更高的地方。读完这本书后，我查询了我们最后的通讯记录，令我沮丧的是，我发现自己多年前看错了 Rei 的邮件。他写的是，「我的父母住在距离核电站 160 公里远的地方，但这一距离还没有远到令人感到乐观，我们还得看事态将如何发展。」
书写友谊就像是一种怀旧的练习。它通常更多的是描绘过去的自己，而非朋友的模样。尤其是疫情期间，我更倾向于思考那些如今在我的生活中缺失的东西。没有五彩斑斓的经历，日子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在毫无意义地老去。因此，我对书写关于 Rei 的点滴的兴致或许动机可疑：我感兴趣的是我们那时的友谊吗？还是说，他只是通向那些让我觉得最无责任在身、能随心所欲地漫游、见我想见之人的岁月的入口？
驻地项目结束后，我们还时不时地碰面。我们住在不同的海岸，而后又旅居不同的国家。我在纽约时，他住在洛杉矶，攻读计算机音乐的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在韩国城中心租了间公寓。他是我在洛杉矶认识的唯一一个没有车的人，他出门都乘坐公交，或者干脆选择步行。
当我回到从小长大的洛杉矶去看望我的家人时，也见到了他。我接他去一家曾在电影《唐人街》（Chinatown）中出现的地标性餐馆喝酒。红色的皮质长椅和红宝石色压花丝绒灯似乎将人带回了旧时的好莱坞，只不过它现在由韩国人经营，店里除了马提尼酒外，还提供辣味章鱼和韩国泡菜炒饭。我们总是像来自其他地方的游客一样，在与我们的过去毫无联系的环境中见面。即使是在酒吧，尽管是在我的家乡，也像是本世纪中叶的电影布景那样，与我的青春毫无关系。
当然，我们各自的历史就像一座灰烬堆起的大山那样留在背景中，有时我也会像 Bangul 一样，忍不住伸手往后抓一把灰烬扔给他。我开玩笑说，因为日本对韩国 35 年的殖民统治，他欠我一辈子的鸡尾酒。但除了偶尔的调侃，我们从未有过较劲、小气，或新生的性欲。或许这也是我回想起 Rei 的原因，因为我在我们的相处中感受到了一种罕见的和谐。
我们大多会聊爱情。青少年时期，我几乎每周都向父亲承诺，我将来要嫁给一个韩国男性，但我内心知道，我们民族没有一个男人会娶我。我不够有女人味，也太特立独行。每当我许下一个承诺，都会有一种令人窒息、心悸的恐慌感从心脏一路蔓延至咽喉和眼睛，直到我看见直视太阳后眼里出现的黑点。我注定会违背这一承诺，我觉得我将永远独自生活，尤其在我 20 多岁时，这种命运似乎越来越迫近 —— 当时，我确实爱上了几个亚洲男人，但他们都伤透了我的心。
Rei 的父母也给了他类似的压力。他们希望他接管家族农场，结婚生子。但在 10 岁的时候，他便知道自己不想与鲜花或家乡有任何关联。他成年后的身高稳定在 1 米 8，但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他总会因为非凡的身高而引人注目。他是班上最高的男生，但他不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身高优势，就好像手中握着一把沉重得举不起来的剑。发现他不懂得自我防御后，男孩们总会霸凌他，尤其是在他拒绝玩扔石子 —— 最年长的和最强壮的男孩毫不留情地围攻最年轻的男孩 —— 的游戏后。最终，Rei 离开了，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东京读大学的旅程，而后又辗转芝加哥、鹿特丹港、洛杉矶等地，最后定居柏林。获得研究生项目的补助后，他才有了一方安身之所，从事由计算机算法演变而来的音乐创作。那些极度不和谐的音乐似乎是他对自己农民出身的反抗。
我们都曾确信自己会一直孤独下去，但其实并没有。在我遇见 Rei 时，我正和一个后来成为我丈夫的人约会。Rei 最终也遇到了他的人生伴侣，但在当时，他还是单身。他似乎在孑然一身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就好像拥有一个伴侣将会影响他的学业那样。因此，当我得知他曾与一位和他同居过的日本女人订婚时，我大感惊讶。那位父亲要求他们，如果在国外同居就必须结婚，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切并没有结果。他离开了那里，漂泊到了加州。
他告诉我他那些倒霉的约会 —— 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那是约会。「我在女人身上一点运气也没有。」他耸了耸肩说道，似乎并不为自己的坏运气感到非常痛苦。他有一点日本口音，很容易被我的笑话逗乐，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其他人并不容易让他发笑。当我们见面时，我们之间的界限仿佛消失了，而我们的个性却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 或许也还有一种隐藏的欲望的共鸣，让我一见他便感到心情愉悦。我将他介绍给了我的姐妹，希望他们能够合得来。那样该有多完美啊：两个我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但是，在获得为期一年的奖学金后，他动身前往了柏林。
阅读《海啸魅影》时，我在网上搜索了关于这场灾难的影像资料，原以为它听起来会像是我在 CNN 看到的那种飓风，带有呼啸的风声和猛烈的水声，或是海浪的轰鸣。但这和我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黑色的、扁平的、快速移动的大型变形虫，快速地吞噬了大片灰色稻田、办公楼、瓦屋和车水马龙的公路。但我听到的声音比这更加可怕，因为海啸听起来过于像是正在吞没所有人类文明的动物，它蠕动着、刺耳地啃噬着钢铁和混凝土，整座森林都被连根拔起。
现在回想起来，多年过后，最先让我想到 Rei 的是那种声音，而不是那本书。它让我想起了我在驻地期间第一次接触到的他的音乐。我们聚集在一个前身是石屋教堂的图书馆里，坐在折叠椅上，他关了灯，开始作曲。一阵风吹来，如同高空中的喷气机的呼啸，放大成湮灭的引擎轰鸣声。没有视觉或歌词的引导，我的想象经历了灾难的考验。一位新奥尔良艺术家事后哭着说，这让她想到了飓风过境时的场面。后来，Rei 告诉我，他想要通过作曲创建一个声音的庇护所。但当时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他的音乐更像是在曾为庇护所的教堂模拟了一个巨大的洞，将我们暴露于这片因为人类对它造成的伤害而狂怒的无神论土地上。
这篇文章写到一半的时候，我通过视频软件与 Rei 重新取得了联系，询问了他的父母的情况。他现在与伴侣和两个孩子一同居住在柏林。他告诉我，他的父母一切安好，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渗入地底的毒素可能会在将来再度出现在植物、动物或儿童的基因中。当他听闻我正在写作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时，他很开心，但也有些困惑。然而，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最近一次见 Rei 是在 2010 年。彼时，我正和丈夫在柏林度过夏天，这座城市充满了涂鸦和 D.I.Y. 的花园，看起来像是由艺术家重建的。那年夏天，我和 Rei 经常一块出去，相约在啤酒花园喝酒，或是在绿树成荫的克罗伊茨贝格运河沿岸餐厅享受晚餐。那时的我感觉无比轻松惬意。
或许在这种隔离、焦虑的日子里，我渴望的也是一种类似感，就像在外国见到一位朋友，并能流利地与他们交谈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平静感。我想说，与 Rei 的率性交往来之不易，这是对我们几代之前发生的过往的一种反思，当时的日本第一次将残暴强加给韩国。但我不知道，无论当时或现在，我们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或者说，我是在设法平息我内心的某种想要结束的冲动。在我即将离开柏林时，Rei 告诉我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女人，她后来成了他的伴侣。
「我们准备同居了。」他说。
「你们已经到这一步了？」
「我的租期将至，她提议让我去她的公寓，」他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她甚至因为我猫毛过敏而放弃了她的猫。」
「哇，那是爱情没错了。」
「我告诉过她不必如此。」
「也非常像是德国人的风格。」
「她真的很好，你想见见她吗？」
我忍不住又说了一些关于轴心国联合的笑话。我感觉自己充满了保护欲，像是一位姐姐，有一些嫉妒。但他看起来很幸福，因此我让他放心，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那是 8 月中旬，微风中已经透露着一股凉意，这让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他说他会想念我，并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明年夏天我会来看你的，」我说，「只要我一有空。」
20 世纪 80 年代，我的生活是耀眼的。那时的我是歌手，是模特，也写歌，拍电影。当时的西班牙刚刚再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些年的自由让我有可能独立工作 —— 为我电影中的人物赋予实质内容。
Rossy de Palma、Antonio Banderas 和我只是夜生活的一小部分。我让他们俩第一次在我的电影中出演了角色：Antonio 演过《激情迷宫》（Labyrinth of Passion，1982），Rossy 演过《欲望法则》（Law of Desire，1987）。我在 1992 年结识了 Penélope Cruz，那时她刚刚在电影《火腿，火腿》（Jamón, Jamón）中亮相。她俨然是我的缪斯，我知道自己想与她展开合作。1997 年，我邀请她出演了我执导的电影《活色生香》（Live Flesh）。她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 只有短短 8 分钟 —— 却将她的美与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面中左起：Rossy De Palma，女演员，56 岁；Pedro Almodóvar，电影导演，71 岁；Antonio Banderas，男演员，60 岁；Penélope Cruz，女演员，46 岁
2021 年 2 月 17 日拍摄于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的贝拉艺术中心
摄影：Carlota Guerrero
造型：Alicia Padrón
我们通过宣传我们的电影建立了一种联系；当你们一天 24 小时都待在一起时，你们会培养出某种亲密关系。与任何人结伴旅行都会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但和他们在一起就会更有人情味一些。在世界各地的红毯活动中，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许我们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 我们会拥抱、亲吻、说「改天一起吃午饭」—— 但事实上我们并非如此。
我有一个稳定的团队与我共事，但我只有在完成剧本初稿时，才能将每个人的脸和剧本里的角色对应起来。在那之后，我才能围绕演员来构建影片，必要的化学反应才会开始发挥作用。例如，Penélope 和 Rossy 将会出演我的下一部电影《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这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Rossy 总能让我了解我们的电影给年轻的艺术家们留下了哪些印象，而 Penélope 的目光则总是停留在我身上，就像任何一个无私的女儿在她崇拜的父亲面前所表现的那样。
在过去 15 年间，我更出世了 —— 虽然我仍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兴趣，但我已经决定放弃物质、性乃至药品带来的兴奋感，也正因如此，居家隔离对我来说也稀松平常。写作是让我逃离可怕的现实世界的方式，但我也很想念和朋友聚餐、观影、去剧院的日子，这些是我与我的三位老友经常会做的事情。我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也是我身处的这个时代的产物。
去年 3 月开始的第一次封锁期间，我和我的摄影师朋友 Alessio Bolzoni 一直待在一起，他也是我的电影搭档。6 月，意大利开始逐步解封后，我受邀为 Ferragamo 在米兰做一场宣传活动。我给挚友 Fernanda Pérez 打了一通电话 —— 她是一名化妆师，从我的第一部电影《主人公》（The Protagonists，1999）开始，就一直与我共事 —— 问她是否愿意加入我和 Alessio 的这一项目。我住在米兰，她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带着现年 13 岁的女儿 Frida 飞来了这里。我是看着 Frida 长大的，当年，我们在拍摄《我是爱》（I Am Love，2009）时，我总喜欢把她抱在膝上。
画面中左起：Luca Guadagnino，电影制片人，49 岁；Alessio Bolzoni，摄影师，41 岁；Giuppy D'Aura，作家兼时装史讲师，36 岁；Fernanda Pérez，化妆师，51 岁；Frida Ruggieri，学生，13 岁。
2020 年 8 月 28 日拍摄于意大利巴勒莫的昆托坎多温泉酒店
摄影：Alex Majoli
拍摄结束的时候已经是 7 月了，但我们都没有太多如何度过夏日假期的想法。我们只想找个地方聚一聚，避避暑。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最后一个成员，Giuppy，是在杀青后加入我们的。我们一同前往了西西里岛的阿尔卡莫海岸，住在常居纽约的艺术家 Francesco Simeti 和她姐姐 Natalia 的乡间别墅里。他们的母亲是伟大的作家 Mary Taylor Simeti，擅长撰写食物、旅行、民族志等主题的文章。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又去巴勒莫住了几天。这个季节没人住在这里，只有我们五个人。我们认识超过 20 年了，如今确实已经称得上是一家人了，有着彼此信赖的节奏。
我们在阿尔卡莫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早起，收拾完毕，然后去更荒芜、更隐蔽的海滩，在粗糙的沙子和岩石间漫步。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庭院里，找一棵漂亮的大树，躲在树荫下读书、聊天。我们这里也经常下厨，这是我最喜欢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总的来说，我们的夏日时光既闲适又平凡，但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闲适与平凡是好事。而且，当你成为这样一个团体中的一员时，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
这些朋友是我可以很舒服地长时间沉默以对的人，是我迫切地想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是我感到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的人 —— 即使我们不在一起。而在发人深省又令人悲伤的一年里，能与他们相伴，对我而言是一剂良药。